2011 年 04 月 07 日 16:48  中国新闻周刊

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快慢、好坏的晴雨表。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各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型人才，这使得职业教育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成为重中之重。尽管有政策支持，又有市场需求，职业教育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仍不容乐观，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夹缝中苦苦生存。

但同时在滋长并值得吃瓜网注的是，随着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育的渐趋充分，以及具有自我、率性气质的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也开始找到新出口和面临蜕变。这些局部的、逐渐显现的变化对整个中国的教育理念和产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和借鉴。

没有一流的职业教育，就不会有一流的技能劳动者，更不会有一流的产业。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社会要实现持续、协调地发展，保持“世界工厂”的制造业活力，大力倡导、扶持职业教育实是一条最有效、彻底、可行的路径！

家有职校生

年轻一代的自我和率性，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认为上职业学校不如去读大学，他们的认可或许为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出口

本刊记者/庞清辉

“我从来没想过我一定要上大学。”崔颖是北京顺义一个1989年出生的女孩，她也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碰到的最自我、最自信的职业学校的学生。说起当年不考大学，崔颖说：“那时候觉得不想要高考的压力，反正就是想自我一点，怎么舒服怎么来了。”

现在，崔颖是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即将毕业的高级工，她学的是机电，问起她女孩子为什么学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自我，感觉想学啥就学啥，也觉着这个专业未来会比较吃香。”

选择职业学校，崔颖特别认真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觉得不能用后悔这个词儿，你只是选择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我打心眼里不觉得我们比上大学的差。”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些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一直向人们暗示贵贱有等、尊卑有别。这些观点与现实中文凭、待遇、晋升紧密挂钩的政策一结合，使大多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坚信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息和出路。职业教育也因此成为中、高考落榜学生的收容所，其毕业生，常被社会甚至家人和亲朋好友看不起，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社会待遇。

在采访中，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院长阎红说：“我们的孩子从来就不是以高考为目标的。”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开学典礼上，他会先去表扬学生，告诉他们：“在大家对职业教育不太认识、不太理解的情况下，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来到了学校，你们都做了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你们选对了一条路。”而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说到这个问题会激动地反问：“为什么要有高低贵贱之分！”

“事实上，文化是多元的，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多样化的。孩子究竟适合读大学还是读职校，本应该由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来决定，两者的选择本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合孩子的才是最佳的选择。”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亚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去学校报到那天，崔颖说她觉着充满了希望，“双肩背”一背，走在学校里，就觉着每个人都对她笑。“我觉着我们这样的孩子，都挺乐观的。”而有崔颖这样感觉的年轻人，在中国，也越来越多。

与大学生比我挺自信

王凯超 北京1989年出生

“干技术，越老越值钱，我估计35岁就能开宝马”

“都说读技校是那种初中、高中学习不好的，其实这种不好，并不代表本质上的不好，也可能就是贪玩。”

王凯超是典型的北方男孩，个头高，嗓门大。接受采访时，王凯超穿着工作服刚从学校车间出来。

五年前，快高考了，王凯超的父母和别的父母一样，认为儿子只有上大学才能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家长不明白上大学是干吗去了，上完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觉着上大学才有出息，在朋友亲戚面前有面子。”王凯超说这是他最想表达的想法。

但是报志愿的时候，他想象着：我到时候拿着大专毕业证，让父母托吃瓜网系给我找工作？“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可靠得住的东西，要是真把技术学好了，我就真是凭自己(吃饭)。”

当很多同学被大学录取时，王凯超选择了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学数控。想起当年那会儿选学校，王凯超看到很多职业学校宣传册子上印的设备特别多、特别好，他还特意跑到学校去证实。“这么多设备啊，真是特别到位，站在这些设备中间，觉得我要是能学会一种，就够吃了，要真能学几样出来，简直是没法形容了。”直到今天，王凯超都难掩对机器设备的钟爱。

但是不管怎样，别人上了大学，王凯超还是“背着很多舆论”。但他心里其实挺不平。“我就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考大学，就是要学门技术。我还真觉着这是个特别不错的选择，都是面子惹的祸。”

王凯超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初级工、高级工学起，现在已经是初级技师了。还没毕业，工作就被预订了，“真到企业里头，你能把具体问题解决了，就是牛人，不管你有什么证。前几天，工厂里特别简单一件事，很多人搞不定，我们一到，噼里啪啦就给弄完了。”这也正是王凯超和上大学的哥们儿坐在一块时有自信的原因。“我觉得我特别自信，真的。很多人一讲就是我爸妈给我在哪儿找工作了，我觉得我真的不用。”

当然，王凯超也还是觉得自己和大学生比起来有“缺陷”，“你比方说一起聊天，人家可能说得比我深一点，用词啊什么的都很有哲理。”而且，王凯超碰到过很多机器、机床的说明书都是英文，他的英文不好，他觉得很多同学大学毕业找工作“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用点心的话，肯定比自己现在要厉害。“名牌大学人家整体的素质，真是服。现在还出了一个(第)三(批次)本(科)对吧，您就别受罪啦，您就给职业学校多弄点优秀老师、优秀生源，再跟着实习设备一块发展，到时候中国无敌。”

说起自己的专业，王凯超更是滔滔不绝：所有的钢铁要形成一个形状，都离不开数控(车床)，数控的应用领域特广，它能雕刻出你想要的所有造型。“打起仗来，我们也不会失业，我们可以造枪炮。”

对于未来，王凯超特别有信心，“干技术这一块，应该是越干经验越多，越老越值钱。”他琢磨着自己35岁也能开上一个不太贵的宝马，“我要是技术真正能独当一面，企业离不开我，现在企业会想方设法留住这样的人，企业可以给你些股份的。”

现在，王凯超越来越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没错。没事自己还会想象一个场景：一个本科学校来录取他，问他学四年给一个本科证书，来不来？“我说等会儿。我这学校毕业了再去，我必须把我这技术学下来。”

但是在学校里，王凯超还是会觉得社会把他们忽略了。比如打电话在学校是个麻烦事，“移动公司不愿意上技校来，人家觉着在我们学校开展不了什么业务。”再比如，他看过一些美国的电视剧和电影，发现很多男主角都是水管工，而优秀的女主角还会爱上他、嫁给他，“在国外不一样啊，他们当作特别平常的事，他们都平等，就算是水管工工资也很高。这要在中国太不可想象了，中国要出这么一对，茶余饭后，夜宵都得议论这事儿。”

王凯超觉得技术学好后，还是要自考个文凭，“必须得把学历拿下来，这是必须的，其实外面还是认这个东西，算是社会给你的压力吧。”而且，他也觉得自己未来也许还可以干销售，“因为我们真是了解这个(机)床子，要说让我们开床子我们会开，这床子的结构我们也拆过，我从根儿上了解这个东西。”

在失意后重塑自我

汪海燕  安徽省安庆市 1989年出生

“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在每次刁难中，也会成长一次，是不是？”

汪海燕是那种典型的“江边女孩”，温婉、秀气。她的父母初中一毕业就从安徽加入到东莞打工的大潮中，2005年从东莞到广州做直饮水机的销售生意。

2008年，汪海燕中考失利，“考上不算是一等的，是二等偏下的高中”。汪海燕的爸妈打电话对她说，不要上高中了，来广州这边读技校吧。“我说我不想读技校。但是爸妈担心读个普通高中考不上好大学，以后工作怎么办。他们很多朋友的孩子都是读技校的，有些(就业)很不错。”

汪海燕说她爸妈的“思想比较前卫”，不像别的父母非要逼她读大学，而且还帮汪海燕报了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数控专业。“数控好像是男孩子读的，我说我不想。”最后父母听从女儿的意见，让她学了酒店管理。

学习酒店管理，是因为2008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汪海燕从安徽来广州的火车上，有人给她看了一本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书籍，“心里认同他的管理方案吧，然后就想去学酒店管理，以后做一个管理者。”

汪海燕中职第一学期从餐厅服务开始，到客房服务，到调酒、插花、泡茶各个小环节的学习，到高职又加了旅游管理的课程和实践。“我觉得餐饮吧，让你体验一种优雅，因为你给客人服务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是很优美的，它所有的设计都到位了，能让人赏心悦目。”汪海燕说她寒假去酒店做兼职的时候，别人一看，就说她“肯定是学这个专业出来的”。

2011年9月份，汪海燕考了个导游证，因为旅游和酒店属于一个产业链条，“我知道导游很累，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快乐。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在每次客人的刁难中，你也会成长一次，是不是 ？”

汪海燕说起这些笑得很灿烂。“我还没到可以做酒店管理者的时候。不是不想做，只是我觉得酒店管理要更深一层地去学习吧。”汪海燕说她和身边的同学想法都一样，愿意从一线做起，“我们定位不一定很高，但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平稳一点，慢慢上升吧。”

汪海燕闲着的时候也会去读很多书。“现在大学生跟职校生的能力差得不是很大。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特点。自己有能力的话，他们能做的我们都可以做。”

升学、考试压力的解除，让汪海燕这几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自我潜能的开发中。学过酒店的业务，汪海燕总是把家里装点得很漂亮，妈妈也很羡慕她学的那些插花、调酒和泡茶的技术，“妈妈希望我把学到的这些东西用到生活中去，希望我的生活和审美都有提高，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我会非常愿意去享受这些。”

不要浪费时间上大学

何敏  四川省成都市  1987年出生

“本科、研究生证书不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读个文凭。”

白皙灵秀的何敏是四川省成都市人。高考成绩出来后，何敏也可以读大学，但是她觉得自己实在对学习没有兴趣，“读完也不一定实用。”何敏的姐姐在大学里学习电子商务，弟弟未来也是要走读大学的路，何敏听姐姐讲过大学的生活，在她看来“很辛苦，很枯燥”。

何敏想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她选择了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习美容，学习形象设计。因为她羡慕漂亮的女孩子，也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和妈妈讲起这个决定，说以后做好了还可以自己开个店。但是妈妈很反对，认为这个职业地位低，没前途。当时爸爸出差在外，在电话里爸爸支持何敏说，以后坐普通办公室也没什么前途，学个技术出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何敏选择职业学校的时候，身边很多同学读了本科。她心里也会比较，“最初很迷惑，觉得自己的专业不是很好，觉得他们的前途会很好。”

还没毕业的时候，新加坡一个很知名的企业要来成都开分店，但是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所以要找成都本地的学生带回新加坡培训。于是何敏有机会去了新加坡两年。这两年，何敏学了很多理论和技能，从治疗师、初级顾问到顾问，技术更新变化得很快，新加坡的企业还会定期给她们做后期培训和提升。

在新加坡，何敏和同来的姐妹“一直努力一直拼，我们能来新加坡父母都是抱着很大期望的，不想让他们失望，要成功地回来”。在新加坡，她还碰到一个成都某知名烹饪技术学校去那边做厨师的同龄人，“他的待遇很好，他本人也很爱吃。我们觉得做自己很自在。”

新加坡的公司在成都的分店开业了，何敏成了这家分店的店长，收入非常可观。“回来后发现好多人学历比我高。”因为学历，何敏还有一次失败的相亲经历，“他的家长觉得我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凭，专业不好，有点嫌弃。所以我就发誓自己要做得很好，不能让人家就看那个文凭。”

现在何敏马上要考一个国际上认可的国际美容师资格证，“本科、研究生证书不是我想要的，我不会去花很多时间去读个文凭。”

如今做了店长，这个阶段她要学习的是“礼仪和更高一级的管理”，她平时会去看很多这方面的书。而对以前要自己开店的想法也越来越理性，“我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人，现在匆匆忙忙开一个店，怕不能掌控，相对现在来说不是很实际。”

以前何敏很多读了大学的同学，有的继续再读，有的找工作找得很辛苦。曾经有些自卑的何敏和朋友在一起却变成了“怕有很大的距离感，担心她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傲，怕会压抑到她们”。而妈妈也“和以前反过来了，觉得很好很骄傲”。

出息是玩出来的

陈嘉骏   广东省广州市1988年出生

“在(技师)学院，边玩儿边出成绩，不像上高中，玩有负罪感。”

2004年，陈嘉骏初中毕业，可以上个“靠后点的高中”。陈嘉骏就琢磨着：不好的高中，读不下去怎么办，高中这三年岂不荒废了？三年后再考个不好的大专，出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看新闻也知道很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我到时候变成一个负担那就麻烦了。”陈嘉骏是个身高 一米 八的大男孩，一想到自己要成为负担，他有些惶恐。

于是，陈嘉骏拿着厚厚的招生册子一页一页地翻，看到职业技术学校，他觉得不错，“我得学点东西啊，学个技术，社会永远都会用的，不会荒废的 。”当时，陈嘉骏给自己定了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汽车，二是机床。后来陈嘉骏放弃了汽车专业，“觉得学汽车太窄了。”

陈嘉骏一家学校接着一家学校地去参观，在广州市技师学院，看到摆着很多机器、像厂房一样的教室车间时，陈嘉骏的“兴趣来了”，同时他也开始纠结：“看到这些机器，通俗点来说，就是很过瘾，同时也想，自己的能力行不行，操作得了吗？”

父母是希望陈嘉骏读高中、上大学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子嘛，都想你读书才有出息。”陈嘉骏为了说服父母，和父母“聊了几次天”，还拉着父母一块到学校去看那些设备机器，“就算是我这份工作失业啦，我有技术啊，这是荒废不了的，我要是技术再提升了，那更不同了，要不我会啃老的。”父母最后被儿子说动了。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陈嘉骏还是有点羡慕上高中读大学的同学，“他们有他们的话题，感觉自己层次低一点。”但是，“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刚毕业，“现在好多人啃老，毕业了就在家里也好难混啊。”相反，同学很羡慕陈嘉骏在学校里做的很多模型和展品，有世界杯、螺旋桨、公交车的投币箱等很多小玩意。“他们觉得，哎呀，你怎么能做到这样子呢。”

从钳工到普通机床，到数控机床和五轴，从国内的机器到国外的机器，陈嘉骏一路就“玩”过来了，而且“玩”得都“很溜”。“上课没有加工任务的时候，老师就让我弄点图出来，去做展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机床空着不动也是不动，就是这样，一直做，做出来肯定是很兴奋啦，别人都做不到的嘛。”

2006年，广州市技师学院搞了一个校企合作，“老师带头做，有些重要一点的产品，企业会派技术人员来，监督你做，教你做，很多产品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完成的。”陈嘉骏说，在车间里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学生。

边玩儿还边出了成绩，“不像上高中，我玩的话，会有负罪感。”现在的陈嘉骏有专门的QQ群和别人讨论技术问题，“一聊到技术，你的见解比他们要好，人家要向你学习，心里算是比较自豪吧。”

陈嘉骏还想学更好的技术，“国外可能会封锁一些东西，我们就多去上网，看视频，回来研究人家国外的什么样，怎么才能达到人家的工艺。”陈嘉骏和老师、同学业余聊天的时候，都是这些话题。

也有些事给陈嘉骏的触动很大。以前，航空燃气发动机的理论，是清华空气动力学教授发明的，提出的这个理论在国际科技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但是由于国内工艺技术落后，这样的发动机在国内制造不出来。英国的一家公司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来这样的发动机，然后中国再去英国进口。“原因就是工艺技术问题啦。”说起这个，陈嘉骏就会觉得遗憾。

陈嘉骏也知道，瑞士钟表业世界闻名，瑞士各种牌子的名贵手表都不是机械化生产的，表的齿轮、轴承都是瑞士钟表工匠用精密器械手工制造出来的。了解造船工业的人也都知道，造船厂一位八级焊工的作用决不亚于一位总工程师。“他们的技术都超厉害。”陈嘉骏现在不怎么羡慕大学生，他最羡慕这些“大师”。

“也想学到他们的东西，有一种心态，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赶上他们？应该会有那一天的。”所以，陈嘉骏选择了留在学校任教，没有去企业。学校里现在的五轴等设备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不是太多人会这个技术，那我留下来，可以带一些技师班的学生。”而且，现在一些机床开始便宜了，学校要再买些五轴设备，“会再大力培养学生，那你得需要有人去教啊。”★

被“二流”的职业教育

除了传统观念的转变外，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需要教育管理体制的理顺和企业的积极参与

本刊记者/庞清辉

“从今年城镇的就业情况来看，大概需要安排的城镇劳动力有2400万左右，其中高校毕业生、技校的学生以及初中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加起来近1400万人，所以就业压力是比较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2011年两会上说。而他也强调，另一方面，招工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现在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

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时，自2011年春节以来，媒体却轮番地、铺天盖地地报道了“用工荒”，“招工难，低端、高端的劳动工都很难招，低端的缺量，高端的缺技能人才”。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一直以来，技能型、高素质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性。

东方不亮西方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瑞士全球竞争力第一，世界品牌占有量第一。瑞士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瑞士的主要资产是教育，其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为其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瑞士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青年失业率最低，这与瑞士历来有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有吃瓜网。目前，瑞士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90%至95%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就业。”

而另一份由国际组织给出的名为《中国职业能力开发政策》的测评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职业教育目前所存在的四大不足，即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的管理体制缺乏统一，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吃瓜网系不密切以及拥有职业训练资格的教师严重欠缺。

尽管大学生工作难找，“毕业即失业”，职场上高级技工炙手可热，良将难求，但面对如此明显的市场动向，学生和家长们在做抉择时却仍然熟视无睹。

“大家都去挤高考和大学的独木桥，那还有个大道在哪？”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大道就是职业教育，“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怪圈，主要还是社会观念和思维定式没有改变。”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上一度认为学而优则仕，当工人没有出息，“上高中、重点本科扬眉吐气， 上高职、中职低人一等”，多年来一直是重学历教育、轻职业培训，重文凭、轻技能。“由于行业与岗位存在较大的薪酬差距，社会保障也因行业与岗位不同，劳动既存在价值观念上的高低贵贱，也存在经济待遇上的高低贵贱，导致大家必然追求高学历、追求好的行业与岗位。”骆子石说。

现实的表现是，职业教育成了很多家长和学生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也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最近他又接收了几个初三没上完的问题学生，“我一半的精力都用在去管那百分之几的学生。”职校的学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年轻群体，童华强的压力不是要他们升学，而是先转变他们对学习的态度，“如果给我去读本科的高中学生，我们能培养出中国最优秀的职业技术人才。”

刘烨是河北秦皇岛人，十年前去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完成职业教育后，留在当地成为一名会计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职业教育在加拿大非常普遍，职业技术学校叫做college，大学称为university。“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职业技术学院，而大学只有两三所。其中一大部分加拿大人中学毕业后就直接选择去上college，只有少部分会去考取大学。”据数据统计，加拿大中学毕业生70%上大专，15%上大学，15%直接工作。

“只有你想不到的专业，没有它不涉及的专业。”刘烨说，加拿大职业教育种类多种多样，一般都是社会上比较需要的各种人才。和中国现在的情况相比，加拿大中学生毕业后的选择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观念认为，大学是搞学术研究的地方，不想深造的人是不会去读大学的。一般只有高端人才才会到大学里面学习，比如：高级工程师、IT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或者是准备留在大学里面搞学术研究的人。”

而且，他们从职业学校毕业后，很容易就可以把学分转到大学里面接着学习。“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先到技校学习两年，然后再工作两年，最后再回到大学接着深造。而这在国内现在还很难做到，职业教育就像孤岛。”刘烨说。

在加拿大，工作经验比较被看重，其次是文凭。如果工作经验很多，好多公司会忽略学历。“高学历的人才就要给高薪，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雇主是会选择合适的人才，而不是一味看重学历。”

“劳工神圣”遭遇“四低人才”

“我们保证有工作但是没文凭。”童华强说，现在的情况是，学生学了几年的技术，只是个技校文凭，“老百姓不认，找对象都不好找，还要千方百计上学去换个文凭。”否则，他们前面的路就被堵死了。

童华强苦笑着称职校的学生是“四低人才”：学历文凭低，工资待遇低，生活质量低，社会地位低。他的学生作为职业院校的代表，被温家宝总理接见，这个学生就问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花了很多钱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到企业以后，收入太低，还不如一个保安。另外就是工人未来的提升途径。”童华强说，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如果收入提高，学生和家长都会主动选择，不会是被迫无奈才来。”

也正因此，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黄炎培把社会上长期以来以“读书做官”为荣，以“读书谋事”为耻的思想，称为“职业教育之礁”，提出了“劳工神圣”的主张。黄炎培说，劳力与劳心都是神圣的，“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号召青年认识到“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要人们认识到职业平等，广州市技师学院院长骆子石说，首先要将职业教育意识渗透在基础教育里，让学生有职业观点的养成。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提前规划未来职业选择。“不能等待被边缘，被分流，不成功了才进职业学校，主动的选择职业教育，空间很大，你想象不到的大。”

无师之痛

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广东，拥有200多所技工学校，400多所职业院校，却远远不能满足珠三角制造产业升级的需要。而新加坡仅有5所工艺学院和4所理工学院，其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却支撑了新加坡全部三次产业升级。所以，业内人曾经感慨：广东“200+400”却敌不过新加坡“5+4”。

“一是课程，二是师资，基本上所有的职业院校都有这两方面的问题。”北京工业技师学院院长童华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早些年，北京工业技师学院的课程改革，吸收了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提供的很多意见。赵志群说，要想学会工作，学生只能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通过完成真实的工作任务才能实现，而纯粹校园环境中的学习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

“以前是教你设备怎么用，都学完了，给你个活，还是不会干。现在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从学习中就贯穿解决什么样的工作任务，按企业的工作流程来培养学生。”童华强说。此前就曾经出过这样的情况：学生在课堂上学会了修理发动机，到了企业，发动机坏了，却不知道怎么先把发动机摘下来。

真正实现课程改革的职业院校是少数，而当课程改革慢慢实现了，童华强发现老师却不行了。职业院校的教学往往需要的是既懂教学又能实操的“双师型”教师，“院校出来的老师，理论体系好，但是不会干活，从企业请的老师专业技能好，干活没问题，但教学综合素质又不行。”目前，职业院校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行业水平，从企业行业聘请能工巧匠任教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试想，在企业的工资若是当老师工资的好几倍，老师是来职业学校任教还是进入企业从工？”

而在采访中，一位民办职业院校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乱象丛生的招生大战，也给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公办学校依赖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手段招生，民办学校采用‘生钱交易’招生，招一年是一年，缺乏长久的招生机制。”

据该负责人介绍，基于提成式的招生模式，有些县市各类职业技术学校200余家，为争夺一个生源经常“同室操戈”，少则五六家，多则十余家，各职校登门做家长和学生的工作，提出一家比一家的优惠条件，甚至互相“攻讦”，使学生及家长无所适从。学校在设计专业时，也经常纠结于：是开设一个好招生的专业，还是开设一个好就业的专业。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志群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涉及5296名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显示，近40%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有学生将企业实习描述为三部曲：一、实习之前：我想工作的激动与热情；二、实习之中：流水线使我像机器人；三、实习之后：精神与身体的双重伤害。

剑指管理体制

“如果学生在实习岗位中没有学到足够的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技能，反而成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廉价劳动力，不仅给实习学生本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带来不利，而且也对推广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带来负面影响。” 赵志群说，尽管教育部出台了一些相吃瓜网文件，但是学生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企业以实习之名，将学生安排到流水生产线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工作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在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介入非常深，甚至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企业代替学校行使了部分教学职能。“目前，国内的企业愿意投钱在设备、厂房、土地上，外资和合资企业在校企合作上做得好一些，他们会认为培养出来的员工未来带来的效益难以衡量。”童华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目前情况来看，职业教育还有一个至今仍未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中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国家教育部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管一摊，互相独立，互不服气，各自为政，各成体系，搞得各省、各地方的教育与劳动部门也是矛盾重重，有的还相当尖锐。”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在《重建职业教育魅力的改革探讨》的研讨会上曾指出。

事实的确如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可以批建职业技术院校的部门可谓五花八门。有教育部门的，有劳动部门的，有行业的，有省一级的，有市一级的，也有县一级的，且政出多门，没有统一标准。这些职业技术院校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办学情形各不相同，甚至给学生毕业后颁发的“证书”性质差之甚远。

有的职业院校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更改校名，有的学校更改后的校名尽量向规模大、声誉好的学校靠近，甚至校名间仅一字之差。学生和家长被搞得晕头转向，无从选择。无奈之下，为选择一所学校就读，先要问清校长、院长是谁，因为校长、院长不会重名，给学生平添不少麻烦。

更重要的是，由于批建和管理部门不同，同是职业院校享受的政策待遇也迥然不同。并且它们之间缺乏很好的沟通衔接，教育、就业与培训之间互相分离。

俞仲文建议，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创新中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今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再不能仅仅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我国职教战线由于管理不顺而出现的种种问题。”  ★

职教：提升中国实力的有效途径

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因为职业教育与经济唇齿相依，是“秘密武器”，也在于它是对人本身的吃瓜网注和对人自身本质的完善和超越

本刊记者/庞清辉

中国正在兴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

200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吃瓜网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会议提出，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年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事实上，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就已达到800万。与规模发展相配套，2006年到2010年间，中国中央财政投入140亿元人民币发展职业教育，用于职教学生的奖助学金，以及职业学校的硬件建设。

世界上但凡经济发达、制造精良的国家，如德国、日本，无不是职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使其成为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又以其鲜明的教育特征―――通过教育为个人架设起生存的桥梁，满足个人基本的生计需要和生活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对北京、四川、广州、江苏等地的职业学校和相吃瓜网部门的采访中发现，职业教育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经济的腾飞、企业的需求也为当地职业教育的壮大提供了源头活水。

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说，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必须向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服务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进程，服务国家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服务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换代，服务民族文化和民间技艺的传承，服务改善民生和社会稳定。

而中国近现代职业指导理论的集大成者黄炎培先生，亦曾将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换句话说，就是职业教育的人文价值也在于对人本身的吃瓜网注和对人自身本质的完善和超越。

创造奇迹的“秘密武器”

一年四季，四川省德阳市区、县城里都会跑着不少外地牌照的车子，也有很多操外地口音的人，都是来德阳选学生或是找技工的。

2004年，经过当地政府广泛调研和论证，德阳市提出了建设“中国西部职业教育基地”。德阳之所以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发展的需要。

早在建国“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就把德阳作为重工业基地，投巨资兴建了一批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可以由工厂办一些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德阳也配套建设一批职业技术学校，这为德阳市发展职业教育奠定了最早的根基。

如今，德阳同时拥有中国二重、东方电机、东方汽轮机等一批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重大装备制造企业，全市装备制造业中小配套企业也已发展到1400多家，每年需要新增技术工人越来越多。现在，德阳的职业院校每年为企业培训职工10万人次，农民40万人次。从2004年以来，全市一直没有出现过“技工荒”。

“德阳要实现西部经济强市的目标，必须更加突出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德阳市市长陈新有说。陈新有是企业家出身，如今，德阳要建设中国西部职业教育基地的想法更加明晰而坚定。“重要性不用多说，它与经济建设贴得最紧密。抓职教就是抓经济，就是吃瓜网注民生。”

现在，“学好一门技能，播种一个希望”，“培养一个技工，全家解困脱贫”，这些观念已深入到德阳的每个家庭。在德阳，职业教育正前所未有地被人理解，受到尊重。

目前，四川正处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吃瓜网键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无论是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即离土不离乡，还是向城镇转移，跨地区流动，都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它的实现要依赖一个重要条件，即都要以劳动力素质提高为前提，素质高的劳动力更易于流动、更易于转移。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亚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四川职业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培养各种技能型人才和新型农民的多寡，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城乡统筹发展广度和深度。”

同样，江苏宿迁也很早就提出了“普教为先，职教为重”的教育发展思路，第一次将职教提高到与普通教育同等甚至比普通教育更高的地位。早在2003年，时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参加了宿迁市职教中心开学典礼，并发表了讲话。市委书记参加职业学校开学典礼，开了职业教育之先河。

而现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人称“教育书记”，他多次撰写博文，表达对宿迁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像大办普通教育那样大办职业教育，要像大办工业园区那样大办职教园区。”“也许我们不曾拥有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但我们可以拥有大批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新型产业工人，成为经济发展区域竞争的‘软实力’，成为像德国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

“江苏省是职业教育发展最均衡的省份，已经形成较完整的职教网络。”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秘书长谢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苏南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率先异军突起，职业教育在苏南的乡镇就已兴旺发展。江苏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省份之一，以苏南为代表，经过技术培训的农民，就地转化成了工人，大批苏北富余劳动力进入苏南，加入了技术工人行列。如今，在苏南、苏北的企业里，既有大批从事简单操作的初级工人，也有越来越多的高级技术工人补充到生产一线。江苏省职业教育规模、质量和效益，让江苏过重的人口负担变为了人才优势，与经济实现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广州市的职业教育发展也有其独特的特点。“在广州，劳动口的职业学校占七分之一，广州职业学校的招生和就业是最早市场化的。”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术教研室副主任辜东莲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职业学校的管理一直是教育部门和人力资源保障部门两条线。

在广州，劳动和教育部门双重管理制度开始模糊。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在同时拥有着庞大教育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广东，广东技工教育便开始吃瓜网注市场需求、不断开发新专业，充分依托了劳动保障事业的平台。广州技工教育实现了连续17年招生总量逐年递增，与当时不少内地职业学校“招生难”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广州的外部环境土壤很务实，技工教育跟市场走得很近，紧跟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变课程变。”辜东莲说。

到200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在优先发展教育中指出：“推进校企合作，建设集约化职业教育培训基地，面向更大区域配置职业技术教育资源，把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基地。”

“广东政府是对职业教育最重视的，而且是真金白银地投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术教研室主任陈业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广东省正处在工业化后期，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吃瓜网键时期，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没有大量的高级应用型专业技能人才的支撑是难以实现的。“广州现在的技工教育模式是政校企一体，在广州，只要你有政策，我们就能铆足精神，不会死板的。”陈业彪说。

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吃瓜网键一环。2009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珠海市考察企业和职业学校时特别指出，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

除了政府的主导，“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控制着技工教育，在广州市场这个手很厉害，不同于一支粉笔打天下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压力来自于市场，市场检验它，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辜东莲说，目前，广东的企业除了考虑到土地、税收等因素外，越来越吃瓜网注人力资本的吸引力了。

回归对人本身的吃瓜网注

职业教育除了对现在的经济转型至吃瓜网重要外，“更重要的是它要吃瓜网注人本身。”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亚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职业教育要吃瓜网注一个人的生存、吃瓜网注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是对一个人获得自由、尊严及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呵护。“不能技能至上，还要吃瓜网注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构成的社会。”

对此，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院长叶军峰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总是认为技校的学生是动手机器，其实职业学校很重视人文职教，非常吃瓜网注学生的综合素养，吃瓜网注他们未来继续发展的潜力和职业生涯发展的空间。”作为轻工类职业学院，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设置了很多文学、艺术鉴赏的选修课，来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并且在学校内设立了多个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将大师创作与培养工艺美术专业学生结合，采用“一带多，师带徒”等多种形式培养工艺美术人才，整个校园也因此处在一个感染、熏陶、领悟、潜移默化的人性化环境中。

同时，叶军峰也发现从事传统手工业的民间艺人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由于行业和工种的特殊，他们无法像其他工种一样获得国家颁发的技能证书，国家大师只是荣誉称号。没有证书，他们的晋升和待遇也无法得到解决。“他们大多外语不好，就会做这个手艺活，很多民间大师晚景凄凉。”

所以，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第一个打破了传统的职业技能资格“考试”模式，以“不看学历、不考外语水平，但求技艺精湛等”的方式，开发出适合工艺美术行业特点的高技能人才评定和评价体系，包括工艺品雕刻工、手绣工、陶瓷、手工彩绘工等9个工种的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级别的评价。

从国家大师到高级技师，已经相当于副高待遇，“他们有了合法的‘身份证’，退休金每月就能多两百块钱。”有感于此的叶军峰觉得， “从工人到干部相当艰辛，身份地位和工资都不平等，这样做不仅挽救一个濒危的手工行业，还能让不同渠道的人都有上升的空间。”

异曲同工。广州市技师学院的院长骆子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很注重学生“隐性的能力培养”。

为了学生走出学校后，仍有学习和创新的能力，骆子石大胆改革了学校教学机制，以真实产品(或服务)的合同签订作为切入点，尤其是以高新技术研发项目带动校企合作，实现产学研一体工作过程的教学，被业内称为一种深度高端的校企合作。“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生产过程，真刀真枪的，而人才的认可由企业和市场说了算。”

职业是人生的一部分，在人生的道路上，职业伴随着人一生，一个人不可能通过一次学习，就获得未来职业生涯中的全部知识。“培养出来的高技能人才应该可以通过接受更新、更高水平的知识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应变能力，使自己能够承担在知识、技能和态度等方面要求更高的任务。”骆子石说。这无疑在多个层次上体现了对人的发展要求的吃瓜网怀。

职业教育也是有层次的。传授知识技能，训练谋生手段，受教育者可以以此为业延续生命，是低层次的教育。低层次的教育无法带给劳动者真正的快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过的那样：“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

刘一沛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毕业，回国后准备把自己献给中国的民办职业教育，他所在的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环境非常优美，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氛，在国内和欧美都很著名。刘一沛说：“之所以重视基于课程情景和人文吃瓜网怀的环境建设，是因为有一种东西不能言传。”

学校吃瓜网于中国传统美容保健、民族艺术设计、陶艺、仿古木制家具维护等专业的设计，一方面是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原理、技能与方法，同时也希望学生传承和吸收中国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精华，吃瓜网注人的外在形式美和人的内在健康活力美的统一。而将艺术品位延伸到校园文化建设之中，“是希望让学生在每天的浸染中，能够提升精神素养，引导学生去理解技术学习中所蕴含的多重境界、使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情况去追求不同的技术层次，而且容易达到技艺的高境界，学生一看上去就和别的学校出来的不一样。”

刘一沛说，国外的多年生活让他深深感觉，劳动力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的一种，更是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梦想和追求，有着家庭生活的活生生的人。“职业教育不只是解决活着的问题，本质是人，要先安身立命，但是生存还要有尊严，还要仰望星空。”刘一沛说，这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同学们，能不能站得更加自信与阳光一点？” 2011 年 3 月 23 日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山西的职业学校调研时，径直走进学生的实训生产车间，一句问话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她对省市分管教育的同志说：“示范院校的高楼大厦代表不了职业教育的质量水平。只有当这些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一代下班后，穿上西服、系上领带去休闲，懂得欣赏名曲、名诗与名画了，才真正做到职业教育的脱胎换骨。”

鲁昕讲道，日本企业的“蓝领”下班后会穿着西服到咖啡店欣赏名曲；瑞士的钟表工与女硕士、女博士结婚同住一个屋檐下――都是自身人文素养高的体现之一。中国职业院校学生通过全面、系统、“人人都是人才”的培养，要实现此般脱胎换骨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全国总工会副部长：没有技术工资就涨不起来

没有技术，工资就涨不起来

――专访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副部长王新卫

本刊记者/庞清辉(整理)

随着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工人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中国最缺的，还是有技能的操作工人。在有限的技能人才中存在着“两多两少”，即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对来说技能人才多，中小企业技能人才少；传统产业技能人才相对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技能人才相对少。还有就是大量的农民工缺乏操作技能，农民工的技能素质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总体来说，我们工人的知识层次提高了。但是知识的提升不等于技能水平的提升。现在大力提倡工人学习技术，掌握操作技能，普通的本科生企业不缺，缺的是有专业知识会操作的技术工人。

据统计，我们国家从事技术工作的技能劳动者，大约占到整个劳动者大军(不包括农民工)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技能劳动者当中，技师和高级技师才占到百分之五左右，如果加上高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三类人算作高技能人才)，三者总数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左右，这和国家的发展需求还差得很远。如果工人的技能水平不能满足需要，就做不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

从工会的角度，维护职工的权益，就是要帮助职工掌握技能，使其成为某一方面的行家能手，这是对职工权益的最大维护。工人跟老板协商工资、谈价钱，怎么谈？没有技术、不懂操作，工资就涨不起来。  ★

葛道凯：让学生有更好的就业质量

对职业教育，就业率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应该从吃瓜网注就业率上升到吃瓜网注就业质量

本刊记者/庞清辉

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发展职业教育，使人们能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顺利实现就业，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在教育部2011年第4次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特别强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础能力建设很重要，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很重要，但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是制度建设。而在当前同时面临社会经济结构重大转型和大学生就业难、技术人员缺乏的局面，教育部门对发展职业教育有怎样的考量，《中国新闻周刊》和葛道凯有了一次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待业人员技能缺乏、高级技术人员缺乏，这给职业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十二五”期间对于缓解这个问题教育部门有怎样的规划？

葛道凯：2010年，我们修订了《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目录》，修订后的《目录》主要目标是促进五个对接：一是专业与产业、岗位和企业对接；二是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三是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四是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五是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对接。我们还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在专业设置条件、程序和管理的职责分工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相吃瓜网工作进行指导。

对职业教育来说，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理论上只要是社会成员，要走向社会，养家糊口，都应该接受职业教育。再者，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人，随着技术的进步，也会落后于生产技术的需要，他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职业教育永恒的主题：一是规模，所有社会成员都要不断地接受职业教育；二是质量，要努力使我们的职业教育和现实生产需要相匹配，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否则他毕业后找不到岗位。2011年，我们也是围绕(规模和质量)这两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但谈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一般会以职业教育为学习的榜样，因为在职业教育就业方面似乎做得比较好，你认为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葛道凯：2009年，(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6%，可以说，就业率已经不再是职业学校的首要问题。职业学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的就业问题，已经从吃瓜网注就业率上升到吃瓜网注就业质量。下一步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使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就业质量。

2010年我们吃瓜网办了五场教育与产业的对话，在学校、企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个基本的理念是校企要合作，学校和企业在同一个屋檐下讨论问题，像做生意一样，有什么产品，有什么需要，大家坐下来谈，这是我们对话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2011年会继续吃瓜网办12场对话活动，使学校和企业不仅见面，还会进一步丰富对话内容。我们的目标是在某些方面能够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搭一个真正的平台。

中国新闻周刊：今春，吃瓜网于“招工难”的报道似乎比以往还严重，专家和学者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是“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会不会影响到本来已经严重的职业学校的生源问题？你怎样看职业教育招生难问题？

葛道凯：中国是不是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本身也在讨论之中。我的判断是，如果中国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的职业教育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刘易斯拐点”之后，伴随着的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因为为了招到人，工资一定会上涨，涨了工资以后，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力要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才会聘用。这个价值来自哪里？来自教育，最直接的就是职业教育。我相信各级政府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行业也会更加吃瓜网注职业教育。

我自己体会，“招生难”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对矛盾。我吃瓜网个例子，大家知道世界上500强企业这几年到重庆投资，我们最早的设想是这些500强企业肯定对我们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个大的拉动。从去年开始，这些企业开始陆续投产，但他们对劳动力需求90%以上需要的是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大量是中等及中等以下，但是老百姓的期望值更多的是放在更高的层面。所谓“招生难”本质上是认识的错位，当然认识的错位需要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整，也需要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对整个社会的宣传和引导。★